中央及外地驻津记者联系会

望山跑死马

文章来源: 中记联网 时间:2012-10-07 16:11

其实,钝刀子割肉更疼,因为人毕竟不是青蛙。但我要说的奇迹也就在这里,我面对那如山的压力和漫长的时光隧道,在长达22年历程中却从未沮丧到想以死了之。是我神经系统特坚强吗?非也。现在我常听一些人满腔豪情地说:“要叫我赶上那时候非打成右派不可!”这话说来容易,那罪可并不是好受的。最初是感到天大的冤枉,好心好意响应号召提意见,怎么就“右派”了呢?为此我连续抗辩五次,使自己的处分等级坐上了直升飞机。但就在处分宣布前夕,我对怎么也搞不通的“右派罪行”,在昼夜苦思中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其时,在我的思想武器库中除了1948年参加地下党以来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,就是自幼感受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。在被连续批斗、报纸点名和抗辩无效后,我不禁昼夜苦思苦想,反复自问:藐小如我,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?这是绝对不可能的,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。那么,我究竟错在哪里呢?迷蒙啊,困惑啊,痛苦啊,彻夜难眠……有一次到青年宫参加一个400多团干部对我的批斗会。散会出来以后头昏昏然,走在海河边上看到那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禁歧念丛生。但这时,不知是哪里飘来一阵如泣如诉的“梁祝”小提琴协奏曲,那抑扬顿挫、千回百转、忽而强烈撞击、忽而优雅昂扬的旋律使我似乎得到一种心灵的梳理、启迪和抚慰,使我不禁若有所悟。它似乎告诉我,人生的坎坷和曲折是难免的,而苦难是可以诗化、淡化、转化的。正当此时,海河两岸忽然爆发一阵欢呼,原来是苏联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冉冉穿空而过,那高远而晶亮的卫星似乎也给我一种昭示。啊!生活是多么的美好!美好的生活还在前面,我要冲出这其乱如麻的羁绊和樊篱,走过去,前面是个天!此刻,灵光闪现,“阶级本能”四个字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,使我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棵稻草。是啊,在理论上阶级有“自在”与“自为”之分,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觉的“阶级本能”驱使下,我确是在浑然不觉中铸成大错?那么如今击我一猛掌就是应该的了!其实若按“本能”来讲,我原汁原味的“本心”是呼唤报纸的舆论监督来祛除时弊,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?但,在政治高压的研磨下,我的心态出现了一种“我已非我”的混沌,泛起了一种宗教信徒般的蒙昧,犹如魂灵出窍一般,自己站在对面来自我审判,直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风口浪尖上做了“帝国主义、资产阶级的内应”,一时之间只要思想上出现反复,便严厉地自我断喝一声:“镇压反革命!”那些日子,每逢内心里出现混乱和惶惑,我便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,得出一首五言或七言诗,让思想向主流意识靠拢。“犹忆魂坠千尺幢,朴妪一笑温寸肠。烈火烤炙化无余,飞出稚嫩一凤凰。”“桥头枕砖睡,丝糕猛吃仨。力竭再冲击,何惧大台压?”“为党夺一兵,为厦添一砖。莫急百分好,全力抓主矛。”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,当时却也为自己增添了一些内里。面对随后到来的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“保留公职劳动教养”,以致工资从16级110元锐减至每月3元零用费,均认为是理所应当!内心不断地在喊口号:“要和过去的我决裂、决裂再决裂!”此时,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的情景,高尔基历尽艰辛终成作家的梦想,“仲尼厄而作《 春秋 》;屈原放逐乃赋《 离骚 》;左丘失明厥有《 国语 》;孙子膑脚《 兵法 》修列……”等等轶事嘉言,均给我以“破旧立新”的冲击力。古语:须臾忍死。这一切,使我扛住了比死还痛苦的混乱,产生一种奇异的恍然大悟。不是火中飞出凤凰吗?就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,我一遍遍夯实这种“以‘左’治‘左’”的精神架构”――

但“生活流”远比“意识流”严酷得多。劳改农场的劳动是超强度的,压抑是令人窒息的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黑色的日子:1958年4月16日。当天早晨,原机关就派了两个彪形大汉限制了我的自由,跟着我回家去取了行李,而后用吉普车将我和另两个老右程海和谢鹏送到天津市劳教收容所。看到那荷枪实弹的警卫,心里不禁顿时想起随解放大军入城时,自己也穿过的那身棉军装。当天,又目击了另一个近乎滑稽的场景。进入收容所第一天是受命打麻雀。各色人等或拿扫帚、或挥木棍把那些自由跳跃的小麻雀追打得叽叽喳喳、乱飞乱撞,须臾之间有的被活活打死,有的被打落尘埃剧烈喘息、奄奄一息。人们不禁呆呆望着发愣,这多么像自己的处境啊!但时间容不得你多想,转天即被集体押送到当年袁世凯驻兵地小站附近的板桥农场。那是一个多年改造劳改犯的地方,满目是白花花荒漠的盐碱地,约有五六个分场,处处拉着铁丝网,戒备森严,持枪警卫赫然入目。一开始,还看到许多未转移的劳改犯早晨被押着跑步。我心想,对这些受“最高行政处分”但“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”的“劳教分子”,又是怎样个对待呢?很快便知道,在管理上均沿用旧习,彼此“同学”相称,对干部一律毕恭毕敬称“队长”,进门要喊“报告”。一个姓宣的麻脸看守大门,“同学”们要喊他“宣队长”,后来知道他是个才“开放”不久的劳改犯。200多右派分编几个队,晚上睡觉如沙丁鱼罐头挤成一团,起夜后再回去已难觅缝隙。我是被编到总场直属队,队长邓永丰小个子精神奕奕,这人总有许多突如其来的新点子。有一次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,一路上在狂风暴雨中跌倒上百次,摔倒爬起如泥猴,我新买的一身“三不怕”雨衣被扯碎,满面泥污。暑天耪大地,越热越要赶工,汗如雨下。当时我得了痢疾,那位邓队长对我还不错,照顾我可以不下水,但也得跟着出工。后来还叫我搞点“宣传报道”,采访“好人好事”出黑板报,或参与演个有“教化意义”的戏曲、歌舞什么的,为沉闷的劳改生活增添一点乐趣。但劳动为主,隆冬打冻方,虎口震裂;粪汁沤肥,遍体黄汤;8月补秧,连续三日夜苦战在水田中,中午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个人形来,那是片刻的吃窝头时间。日未出而作,日落亦不息,年节假日还要“义务劳动”出工,据称这是为了占据你的“脑际空间”,叫你少想别的。不论收工多晚,回去饭后还要学习,或读报、或斗人、或学条例、或作检讨,多少年里一天也不落地“学习”,使人的脑仁儿生疼。队长说:“要脱胎换骨就得学习、学习再学习,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!”只要哪天队长发恩,说今天晚上可以自由活动,就顿时有人欢呼。这一切,对于来自办公室、课堂、实验室的这帮知识分子的确是度日如年。大多数默默忍受,有的用苦干、死累来驱散郁闷,有的则慢慢麻木不仁。但这样的日子,也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咬牙度过。一个是《 新晚报 》年轻的女记者高萍秋,在张家河挖渠大战的半月苦熬中投河自杀幸被救起;另一个是天津女大学生曾科从化验室偷出些氰酸钾锂吞药自绝,风华正茂的娟娟少女就此殒命。但绝大多数右派还是闯过了这个日复一日的“劳动关”,许多白面书生最后炼得浑身铁黑。我在抬大筐时肩压重担已走不动时,眼前还有20米,便使出吃奶的劲拼命前行,不久便累得得了疝气病,大夫说:你的小肠头突破肠壁坠入睾丸,过力了。直到三年后才去公安医院动了修补手术。

但在劳改生活中,最为熬人的尚不是马不停蹄地劳其筋骨,而是“望山跑死马”一般地遥遥无期、苦其心志。这一时期唱的最多的一个歌,就是早晨一边编队跑步,一边要高唱“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。反动派要打倒,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!”一边唱一边觉得怪怪的。1958年开始实行的劳教是不定期的。“什么时候改造好了,就仍然回归人民大队”,在这一承诺鼓舞下,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,遂于1960年国庆较早摘帽解教,满以为原机关就会派车接我回去,机关领导会热烈握手鼓励抚慰……一时之间额手称庆翘首企盼。岂知,这一切均是永远不会实现的“热火罐儿”,不过是你自己自作多情的泡沫!事实是,这“摘帽右派”比“戴帽右派”还要夜茫茫、路漫漫……


分享到:


责任编辑:钟和

相关新闻>>
热图推荐>>
版权所有 中记联网 电话:022-23859575 津ICP备12003044号-1